China’s Approach to Global AI Governance.mp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加速发展，议题重心已由技术实力竞争，转变为构建高效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
2026年8月31日，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秘书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姚旭受邀参与由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昊主持的《ChinaVoice》系列播客栏目。此期播客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转型为切入点，剖析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全球定位，并深度解读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现状、中美人工智能关系发展前景和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贡献等内容。
图片来源：《ChinaVoice》
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核心讨论已经从谁拥有更强大的模型和更先进的芯片，转向如何开展有效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为观察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大会正逐步从一项以技术和产业为重点的活动，转型为聚焦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高级别国际平台，并在推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WAICO）建设方面取得了新进展。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出现了哪些新变化？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应当如何定位？我们应当怎样理解国际社会对这一倡议的不同反应？如何评价当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优势与瓶颈？中美人工智能竞争将如何演变，双方又存在哪些务实合作空间？本期《ChinaVoice》邀请深度参与相关工作的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秘书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姚旭，分析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转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发展、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现状、中美人工智能关系的前景，以及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贡献。
本期对话嘉宾
时间轴
核心观点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逐步从一项以技术和产业为重点的活动，发展成为连接技术创新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化程度更高的平台。
孙成昊认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通过扩大国际参与、进一步突出治理议题，以及推进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有关的协定签署，更加清晰地体现了这一转变。姚旭对此表示认同，并指出，这反映的是大会的长期演进，而不是突然发生的变化。 姚旭解释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初主要聚焦上海和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成果的展示，但自2024年前后开始，大会日益发展成为汇聚各国政府、产业领袖、学者和国际组织代表的高级别平台。他还强调，更准确地说，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目前仍是一项处于制度建设过程中的倡议；2026年大会标志着相关政府间协定的签署，而不是该组织的正式成立。
孙成昊指出，国际社会对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反应不一。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对新增一个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与治理平台表现出兴趣，但也有一些观察人士质疑，中国是否试图建立一套替代性的人工智能治理架构。他认为，这反映了国际政治中的一种普遍倾向：即使是全球治理倡议，也往往会被置于地缘政治竞争的视角下解读。
姚旭认为，这种质疑可以理解，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国际机构能否真正提供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全球公共产品。基于其与全球南方学者及实践者的交流，他强调，这些国家对高质量数据集、算力资源、技术专长、培训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能力建设有着切实需求。他指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最终能否发挥重要作用，将取决于它能否保持开放和包容，能否提供务实帮助，而不是演变成一个封闭的地缘政治集团。
在谈到中国的人工智能能力时，孙成昊认为，不能仅仅通过比较前沿模型来衡量。Kimi K3等模型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的技术进步，但一个国家的整体人工智能竞争力还取决于半导体、算力基础设施、能源、人才、应用、安全，以及社会吸收技术变革的能力。
姚旭对此表示赞同，并提醒人们不要过度强调所谓“DeepSeek时刻”或“Kimi时刻”等个别节点。在他看来，这些突破通常只是长期技术积累的外在体现。他认为，中国正在形成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是其主要优势之一，尤其体现在高校、科研机构、前沿实验室、初创企业和大型科技公司之间日益紧密的互动。与此同时，他将先进半导体和算力资源视为中国最明显的结构性短板，并指出，美国在芯片、数据中心容量和总体算力方面仍保持显著优势。
孙成昊将基础设施与社会适应能力纳入国家人工智能能力的广义定义，强调能源、数据中心、供应链，以及社会吸收技术冲击的能力正变得日益重要。
姚旭进一步指出，中美两国在扩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方面面临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由于对电力消耗、用水量、环境压力以及地方基础设施的担忧，美国公众对数据中心的反对日益明显；相比之下，中国可能更有能力通过中央与地方规划协调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与此同时，他强调，中国也面临人工智能带来的严峻社会挑战，特别是自动化、就业替代、自动驾驶、创意产业，以及现有职业快速转型等问题。在他看来，这些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而是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将日益需要应对的共同挑战。
关于中美人工智能竞争，孙成昊认为，双方的竞争正在超越单个模型，逐步演变为完整技术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鉴于技术竞争很可能长期存在于中美关系之中，合作需要与竞争并存，而不可能取代竞争。
姚旭提醒，不应将其描述为一场直接或对称的“战斗”。他认为，两国目前处于不同位置：美国在前沿模型、先进半导体、算力资源、云基础设施和全球人才集聚方面仍具有明显优势，而中国正在迅速追赶。因此，与其把两国描述为在人工智能各个维度全面对峙的两个实力相当的竞争者，他更倾向于将其比作处于赛程不同阶段的两名跑者。
技术竞争并不会消除双方就共同风险开展合作的必要性。孙成昊指出，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人工智能相关核风险、非国家行为体的恶意使用、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前沿人工智能安全，都是中美任何一方都无法独自充分管控后果的领域。
姚旭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先进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兴风险，尤其是人工智能与核技术、生物技术以及其他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科技能力相结合时产生的风险，可以成为中美务实合作的基础。对于即将举行的中美对话，姚旭认为，应当将人工智能安全本身视为一种全球公共产品。按照这一思路，中美可以合作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监管沙盒、安全工具包、评估机制、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项目。这将使安全治理与发展需求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并降低发展中国家将人工智能安全规则视为技术参与新壁垒的风险。
与此同时，孙成昊认为，中美官方人工智能对话应设定适度且务实的目标。对话不应试图解决两国之间更广泛的技术竞争，因为这是不现实的；相反，双方应找出在防止非预期后果方面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在他看来，现实意义上的成功应当包括建立风险管控渠道、开展务实合作、形成基本共识，并保持对话延续性。。
姚旭总体赞同这一观点，但更加强调开放的重要性。他认为，中美两国的经验都表明，科学进步得益于跨境交流、人才流动以及科研人员之间的互动。因此，他呼吁双方将真正敏感领域的竞争控制在有限范围内，避免安全关切侵蚀两国科技界之间更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原文链接：https://www.chinaffairsplus.com/p/chinavoice-beyond-the-ai-race-chin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