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南方系列研究联合课题组
内容提要
当前,国际秩序进入剧烈动荡变革期,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破解治理赤字、凝聚共识、优化体系的重要方案。同时,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为倡议落地和体系改革提供了独特机遇。南方国家以“建设性参与”和“渐进式改造”提升多边机制代表性与包容性,优先发展议题,兼顾效率与公平。具体而言,在安全性上,倡导多边主义与战略自主,推动“共生安全”与“发展型安全”合作;在产供链上,其地位上升,从“边缘节点”转向“关键枢纽”;在绿色转型上,为减排与可持续发展作出实质贡献,推动包容性转型与机制创新;在人工智能领域,由被动接受者转为场景供给者、制度探索者和议题推动者,丰富了发展导向实践。全球南方国家正逐步成为推动世界发展与合作以及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力量。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坚持“扎根南方、心系南方”,联结发展与南方,助力绿色转型和数字红利共享,推动上合、金砖等机制升级,引领全球南方提升话语权,凝聚共识,缓解赤字,推进共同现代化。
关 键 词:全球南方;全球治理倡议;发展型安全;中国角色
作者:全球南方系列研究联合课题组,课题组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赵隆研究员牵头,成员包括谭秀英,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主编、编审;刘中伟,国际关系学院科研管理处处长、国家安全与发展研究院秘书长;姚旭,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秘书长、复旦大学复旦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江天骄,复旦大学复旦发展研究院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沈洁,国际关系学院经济金融学院副教授;莫盛凯, 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谢磊,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安全研究》副主编、编辑部主任;侯为刚,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周子淙,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安全研究》编辑、助理研究员;李红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所长助理、青年研究员;王慧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智库发展与科研服务处科长、助理研究员;罗皓月, 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项目主管;桂煜彭, 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项目基金:本文系国际关系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复旦大学复旦发展研究院、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联合课题组系列智库报告研究成果之一。
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有增无减,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不匹配的问题空前突出。202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方案,已获得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支持。面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加速抬头,地区冲突频发多发的负面影响加速外溢,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叠加挑战,理解全球治理倡议提出的时空背景与演进逻辑,明确全球南方国家作为世界多极化的重要推进力量、随着世界不断发展变化,随着人类面临的重大跨国性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在全球治理倡议落地过程中的角色与潜在合作议程,对于渐进式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全球治理倡议的时空背景与演进逻辑
加强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共享发展机遇、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正确选择。与此同时,中国明确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还明确中国将“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支持全球南方联合自强”。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演变,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有望成为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的重要实践。
(一)秩序过渡期和全球治理的“危”与“机”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演变。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易发多发,全球治理赤字加重,有关国际秩序“破”“立”之争更为激烈,秩序过渡转型期的特征突出。
第一,“丛林法则”削弱国际规则的约束力。个别国家依赖单边行动、军事手段和选择性适用规则来实现战略目标,针对主权国家实施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军事打击、跨境军事行动甚至推动政权更迭,强化所谓“以实力求和平”的错误论调,致使国际关系滑向权力政治逻辑和“丛林法则”。这一变化不仅削弱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系的权威,也动摇了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基础。
第二,地区冲突动荡的负面外溢加速扩散。乌克兰危机和中东地区冲突对全球安全和经贸体系产生跨域联动效应,加剧全球能源市场、供应链、关键海上通道以及主要金融市场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一些地区国家之间的安全互疑不断加深,普遍强化军备投入与同盟依赖,军事对峙加剧,安全防范水平上升,部分冲突呈现外部力量深度介入和代理人对抗的趋势,向更大范围外溢并进一步升级的风险明显增加。同时,新兴军事技术也正在改变传统威慑结构,局部摩擦更容易升级为大范围冲突。
第三,各国政策内顾化与叙事竞争叠加,加速全球治理体系的碎片化。个别国家遵循“本国优先”甚至“本国唯一”的政策理念,频繁采取“毁约退群”“撤资断供”等做法,不仅削弱国际多边合作机制,还对右翼势力崛起、本国利益优先派掌权的国家造成“示范效应”,加剧全球治理的“失败主义”情绪。部分发达国家主张通过提高关税壁垒、限制技术转移以及推动产业本土化来维护国内经济安全,在推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促进产业回流和供应链重构的同时,逐渐将部分全球治理责任向新兴经济体“转嫁”,导致气候治理、发展融资和减贫合作等领域的资源供给明显不足。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2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25),仅有35%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正在按计划推进或取得适度进展,近一半目标进展缓慢,18%的目标甚至出现倒退,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债务偿还成本创下1.4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第四,围绕发展模式与国际合作的叙事竞争加剧。一些国家借助“债务陷阱”“依附关系”等叙事框架将发展议题政治化,还试图将全球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归因于多边机制本身,削弱多边合作的信任基础。西方评论将中国推动金砖国家(BRICS)和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扩员解释为“另起炉灶”或“制度分裂”,并将其与所谓“阵营对抗”相联系。在二十国集团(G20)、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简称APEC)等传统多边平台中,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政策共识空间缩小,“守成势力”与“崛起势力”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更加明显的对立风险。
随着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缺口扩大,西方国家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叙事逐步瓦解,全球南方国家对更加公平、包容的治理方案提出更高期待,为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一道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地提供重要机遇。
首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叙事陷入共识赤字,增加全球治理倡议的吸引力。长期以来,美国及其盟友大力推崇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在拜登政府时期达到顶峰,旨在强化盟伴体系,通过单边制裁、长臂管辖和对国际规则的选择性适用,遏制围堵竞争对手。然而,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发起全球“对等关税”,以“美国优先”为原则榨取盟友利益,严重冲击其盟伴体系的内部认同。2026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加拿大总理马可·卡尼(Mark Carney)在演讲中指出,二战后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已死,世界正处于多极化的动荡转折点。
同时,部分欧洲国家针对特朗普政府胁迫性做法的纵容态度和“双重标准”,进一步削弱该叙事的道义基础,为中国从议题设置与机制创设层面参与全球治理提供空间。在理念层面,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加包容的治理框架。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数字和绿色转型等领域,中国借助比较优势参与制度创新,推动全球治理“新疆域”的制度规范与合作转型。
其次,全球公共产品供给面临结构性缺口,为基于全球治理倡议的建章立制提供机会窗口。美国曾是全球治理体系最重要的制度供给者之一,其财政支持、规则制定能力以及制度领导力构成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柱。但是,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美国在国际和多边机制中再次开启“退群潮”,先后退出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简称WHO)、《巴黎协定》(The Paris Agreement)、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简称UNHRC)、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简称UNESCO)等多边机构和国际协定,拒绝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Transforming Our World: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还在2026财年预算提案中提出大幅削减对联合国体系及相关国际组织的财政支持。2026年1月7日,特朗普 签署总统备忘录,以“有悖于美国利益”为由指示美国退出31个联合国实体和35个非联合国组织。国际社会对美国之外的公共产品供给方、制度塑造方和合作倡议方的期待随之提高。
最后,“唐罗主义”实践的冒险性和破坏性,增加了全球南方对非西方治理模式的需求。随着美国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简称NSS)提出的“特朗普的门罗主义推论”(Donroe Doctrine,又称“唐罗主义”)实践加速,其所体现的强势干预逻辑和破坏性后果,加剧了国际政治体系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也激发了全球南方国家对于非西方治理模式的期待。2025年12月9日,以全球南方国家为代表的43国宣布成立“全球治理之友小组”(Group of Friends of Global Governance),成为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和汇聚集体智慧、动员共同努力的包容性平台。
(二)从概念凝练到行动主导:全球治理倡议的实践脉络
1. 主权平等与国际法治:夯实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基石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reaty of Westphalia)标志着主权国家间国际体系的确立,但各国在法律层面的主权平等并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平等。国家间在经济实力、科技能力和制度资源方面的差异,使主权平等原则在实践中面临结构性约束,这种不平衡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已超过60%,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性仍然不足。发达国家仍掌握超过一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因此,推进全球治理倡议需要把主权平等原则作为前提,不仅确保各国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也包括在制度参与权、规则制定权与议程设置权方面更加公平的制度安排。
此外,国际法作为协调国家行为的制度规范,为全球治理提供根本保障。个别国家选择性适用国际规则,并频繁实施单边制裁,通过长臂管辖对他国企业实施制裁,扩张国内法的域外适用,不仅构成了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破坏,也削弱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权威与稳定性。落实全球治理倡议需要全面、完整地遵守国际法与国际规则,大国则需要带头反对搞双重标准和国际规则的差别化适用,做国际法治的倡导者和维护者。
2. 多边主义与以人为本:优化基本路径与价值取向
全球治理倡议以多边主义为基本路径,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立足于现有多边制度安排,倡导通过改良完善的方式缓解治理代表性和有效性不足的问题。其中,“共商”强调广泛参与的议程协商,“共建”强调责任共担与能力建设,“共享”强调治理成果的公平分配。联合国作为践行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简称UNFCCC)为基础形成了国家自主贡献机制,推动各国围绕减排目标开展制度化合作。截至2024年,共有195个《巴黎协定》缔约方提交了168份“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围绕维护联合国权威和核心地位,支持联合国落实《未来契约》(Pact of Future)等方面深化合作,是推进全球治理倡议的重要目标。
全球治理倡议将人民福祉置于中心,将以人为本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价值取向。当前,全球发展的不平等问题依然突出。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约有7.33亿人处于长期食物短缺状态。中国长期致力于为发展议程驱动的南南合作贡献力量。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时宣布,5年内提供“6个100”项目支持、设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免除有关国家无息贷款债务、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以及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等。
3. 行动导向:提升全球治理的有效性与普惠性
全球治理倡议强调解决实际问题,其行动力既包括发达国家切实履行责任,提供更多资源和公共产品,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联合自强,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中国倡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AIIB拥)有100多个成员国,累计批准融资规模超过500亿美元,相关项目集中于交通、能源、数字基础设施和气候治理领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融资支持。截至2024年,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简称NDB)成员已扩大至包括阿联酋、孟加拉国、埃及等在内的多国,累计批准项目超过100个,总融资规模约350亿美元,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提供补充性发展融资渠道。截至2024年,我国已与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相关项目在交通运输和能源基础设施领域带动数千亿美元投资,在部分地区显著改善互联互通水平。
二、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多维路径
当前,全球南方已从冷战时期的政治想象演化为涵盖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行动主体,其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日益超越单一议题领域,呈现出体系改革、安全供给、经济重构、发展范式互鉴与前沿技术规则塑造相交织的复合态势。这种参与并非对既有秩序的简单修正或替代,而是在多维度上同时展开的嵌入、改造与创造性拓展,共同服务于全球南方对战略自主与发展权的追求,构成了兼具补偿性与生成性逻辑的参与框架。
(一)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的全球南方声音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主要面向的是对体系中阻碍或不利于更多国家共同发展的体制性、机构性因素进行改革。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结构不合理、机制碎片化、效能赤字等问题加剧,改革完善的需求突出。部分国际机制与规范标准建立于几十年前,严重滞后于当前世界格局的发展大势,无法适应国际秩序变化的要求。特朗普政府在国际多边机制中的制度性退出和选择性参与,也加剧了全球治理的“失能”。在此背景下,崛起中的全球南方国家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建设性参与和渐进式改革成为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战略力量,在治理体系结构、治理的制度与规范层面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第一,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结构均衡。全球南方国家数量众多,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塑者”。全球南方国家要求增加在国际机制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推动制度性权益再分配,包括要求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增加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比例。例如,印度、巴西等提出“入常”诉求,非洲、东南亚、中东等地区国家要求提升其区域性代表权,国际社会呼吁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扩大全球南方国家的配额和投票权。此外,全球南方国家还要求世界银行增加全球南方国家的执行董事席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配额与投票权,扩大后者在贷款、债务以及气候治理等议题上的话语权。
第二,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制度革新。全球南方国家成为现有国际机制的“改革者”,其角色逐渐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参与,从规则和机制的“接受者”逐渐成为“变革者”甚至“引领者”,为全球治理的合作范式提供新路径。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在特定议题上正发挥着引领作用,弥补现有机制效能的不足。例如,“一带一路”倡议为陷入发展赤字的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重要机遇,印度积极推动或主导的环印度洋联盟(The Indian Ocean Rim Association,简称IORA)、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ay of Bengal Initiative for Multi-Sectoral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简称 BIMSTEC)、“萨迦”倡议(Security and Growth for All in the Region,简称SAGAR)等,为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安全与发展合作提供了多边平台。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合组织、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制的设立,既体现了各国坚持多边主义的合作意愿,也打破了西方国家对全球治理机制创设的垄断。
第三,重塑全球治理体系的价值规范。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全球南方国家主要从两个方面推动自身价值规范融入全球治理体系。一是提升议程设置能力。全球南方国家将自身在价值层面关切的议题,与当前国际治理议程相对接,推动发展议题、安全议题的制度化建设,将减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恐怖主义以及能源转型、气候变化、绿色发展等议题嵌入全球治理核心议程,要求议程与优先事项应立足当地发展需求,提升治理机制的透明性、包容性和开放性。二是旗帜鲜明地提出符合全球南方国家利益的治理规范。例如,在气候治理中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能力”原则,主张更多以赠款而非贷款形式提供气候融资,确保平等与公平。推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并将发展、公平以及包容等理念价值嵌入其中。在此过程中,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四大全球倡议为全球治理贡献了新的价值理念,得到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认同。

(二)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的全球南方力量
随着全球范围内的和平赤字和安全赤字加重,维护和平与稳定的治理需求随之上升。个别国家奉行“本国优先”理念,将安全视为“排他性绝对优势”并组建封闭联盟迫使他国“选边站队”。此类做法正在侵蚀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导致国际关系向基于实力的“丛林法则”滑落。相关做法也可能带来“破窗效应”,引发部分全球南方国家的担忧、动摇甚至是模仿。如何避免以二元对立的价值立场划界干涉内政,防止以单边行为取代外交对话途径,破坏对话解决热点问题的政治空间,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要进路。
1.从规范倡导到行动供给的重要贡献
作为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的重要力量,全球南方国家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诸多贡献。一是在理念层面,倡导多边主义和中立外交的政治理念,在部分重大国际争端中持中立立场,呼吁通过政治对话等外交手段来解决冲突、争端,抵制单边制裁或军事干预,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地区冲突议题上,积极发挥劝和促谈和调解斡旋的作用。
二是在机制与制度层面,依托已有的地区多边组织或双边渠道(如东南亚国家联盟、拉共体、非洲联盟等),为地区冲突调解与政治对话提供具体的沟通平台。例如,在联合国框架下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等对话机制,团结更多力量,汇聚更强声音,为推动停火止战、实现持久和平作出全球南方国家的努力。
三是在具体行动层面,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其中,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主要出兵国,为冲突地区提供重要的安全保障和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此外,全球南方国家积极响应《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等,通过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上合组织以及其他区域或国际平台,共同推动建立国际调解院,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贡献法治力量,并注入新的活力。
全球南方国家的安全合作,本质上是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与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补充和完善。以“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为核心理念的全球治理倡议得到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认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这一倡议的核心理念与联合国坚守的信念高度契合。全球治理倡议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提供了有益补充和完善。
2.以“共生安全”为引导实现“发展型安全”
为充分释放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活力,全球南方国家应基于自身历史和现实需求,以“共生安全”理念为指引,探索以发展促安全、以发展保安全的合作模式,通过联合自强实现发展振兴,搭建起多层次、宽领域的安全合作平台,以落实规范议程、制度议程和关键领域议题的合作方案,展现全球南方国家推动共同安全的坚定决心和主动担当。
首先,以“共生安全”的理念为引导实现“发展型安全”。坚持“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的联合国宗旨,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以国际法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同时,以全球安全倡议的“六个坚持”为基础,探索符合全球南方国家国情,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道路。在此理念基础上,借鉴已有相对成熟的多边协调机制、公共外交以及在国际法实践和危机预警(冲突调停)等方面的经验,为全球南方提供经验或技术支撑。
其次,坚持独立自主、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增强团结协作,为促进区域安全合作奠定战略自主基础。全球南方国家需要恪守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导向,充分认识联合国的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脱离联合国的“另起炉灶”做法不得人心,也不可持续,推动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安全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适应21世纪动荡多变的复杂国际局势和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诉求。坚持发展导向的安全观,将减贫脱贫、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卫生体系、打击跨境犯罪等治理议题纳入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安全目标之中。在深化南南合作的基础上加强南北对话,为改革不公正的国际规则、抵制“丛林法则”营造舆论环境,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话语权。
最后,以解决具体议题的实际行动为导向,推动规范议程、制度议程不断完善。在规范方面,利用联合国、G20等多边平台,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话语权和代表性,在与西方国家对话中提升国际舆论影响力。在制度方面,通过完善“全球南方”智库对话会等对话平台,并与其他国际组织(如东盟、非盟等)的危机预防机制进行衔接(例如,通过建立区域粮 食、能源储备和供应链、产业链合作机制,减少外部冲击),建立包容性、制度化的安全对话机制。在行动方面,以促进国家治理关键领域(如跨境执法、司法改革、反腐败及数字化公共服务)和新兴领域(如绿色能源、人工智能)的安全合作为牵引,提升以公共服务供给为基础的国家治理能力,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提供内生动力。

(三)打造韧性包容产供链的全球南方优势
当前,大国博弈竞争升级、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加速重构。伴随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投入产出网络中的地位提升与功能重塑,坚决践行全球化理念,加强产供链“南南合作”,携手构建公平、韧性、包容的产供链体系,正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维护自身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稳定的努力方向。
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ICIO数据,并按照联合国ISIC Revision 4将产业划分为45个行业进行测算,结果显示,1995—2020年间,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南方出口至北方、北方出口至南方以及全球北方内部的贸易规模持续增长。(见图1)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国家间依赖度指标,考察南北方之间的依赖指数,测度结果如图2所示:

可以看到,全球南方国家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发生了显著变化,产业链供应链结构出现根本性重塑,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和贡献不断提升。
第一,全球南方内部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基于绝对贸易规模来看,全球南方内部贸易增长最快,从1995年的1279.9亿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17199.5亿美元,增至13.4倍;而南北方之间的贸易总额仅增长约5.2倍,内部贸易增速显著快于外部。这一结构性变化体现出全球南方内部合作边界不断拓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北方市场的依赖,全球南方产供链自主可控程度正在不断增强。2020年全球南方内部贸易额已占全球贸易总额的23.4%,较2000年提升11.7个百分点,这一变化使全球北方不得不正视“南方力量”的崛起。
第二,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贸易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产生显著冲击。由图1可见,不论是全球南方、北方内部还是南北方之间的贸易规模均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出现断崖式下降,其中尤以全球北方内部受到的负面影响最为明显。尽管危机爆发后全球贸易量曾一度回温,但2015年前后全球贸易规模再次出现回落。其间,全球北方内部的贸易规模回撤最快,由2014年的67602.5亿美元迅速下滑至2015年的58828.8亿美元。相较之下,全球南方在几次危机中彰显出较强韧性,经济波动幅度明显小于北方,表明新兴市场已成为危机中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第三,全球南方和北方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地位发生深刻变化。图2直观地展现出全球南方对北方的依赖指数呈系统性下降趋势,从1995年的7.0172持续降至2020年的3.2348,降幅达54%,表明全球南方正通过加强内部合作重构其贸易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与全球南方对北方依赖程度的持续下降形成鲜明对比,全球北方对南方的依赖程度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从1995年的0.4398上升至2020年的0.8736,增幅达98.6%,表明南北方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地位正发生深刻变化。由此可见,全球南方正通过持续深化内部贸易合作,推动全球贸易体系向更加平等、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一趋势为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迈向绿色转型与创新驱动的全球南方经验
“绿色低碳”发展是国际社会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积极协作应对气候变化,实现永续发展的共同努力方向。当前,全球气候治理和绿色发展进程遭遇重大逆流,全球南方国家正顶住压力积极合作,以相互协作克服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援助缺位的不利影响,在可再生能源部署、制度规范塑造和南南合作等方面形成系统性发力,不仅在减排实践上取得实质进展,也在治理理念与机制层面提供了有益补充与创新,为全球迈向绿色转型与创新驱动作出积极贡献。
第一,在实质脱碳方面,全球南方已成为全球绿色能源增长的核心引擎。2025年全球南方贡献了80%以上的绿色能源生产,通过强化国家自主贡献(NDC),在装机规模和增速上实现了对北方国家的全面超越。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发布的《2025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统计报告》(Renewable Capacity Statistics 2025),2024年年底全球可再生能源总容量达4448GW,南方国家提供了主要动力。新增装机容量的72%集中在亚洲,中国贡献了全球新增装机容量的近64%。这一趋势不仅有效弥补了全球减排缺口,也削弱了“南方减排消极”的既有叙事。
第二,在制度规范层面,全球南方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反对“统一减排论”,推动确立“发展与绿色并重”的治理逻辑。通过将绿色转型嵌入工业化进程,全球南方证明了减排与发展可以实现协同推进。2025年全球南方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增幅连续四年超过化石燃料,打破了“去工业化脱碳”的单一路径,为新兴经济体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转型经验。
第三,在模式创新方面,依托南南合作逐步构建相对独立的绿色转型路径,形成区别于传统南北援助的平行治理网络。一是合作重心向区域内回归,通过电网互联、绿色电力交易等机制强化区域协同,有效消化快速增长的装机需求并支撑风光发电扩张。以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三方电力交易和东盟电网计划为例,其通过区域协作满足了本地区激增的绿色装机需求,支撑了南方国家风光发电量的高速增长。二是推动产业链本土化,由“技术输入”转向“体系落地”,在本地构建完整产业链条,削弱对外部技术的结构性依赖。三是加强集体协调,通过“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基础四国等平台强化集体行动,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简称COP)等多边场合协同发声,将气候融资与历史排放责任挂钩,提升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议程塑造能力。
(五)推动人工智能治理建章立制的全球南方实践
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发展浪潮中不再被动顺应既有的外部规则,而是依托本土丰富的应用生态与多元的现实诉求,日益成为人工智能前沿规范的孵化阵地与议题的重要参与者。面对发达经济体主导话语权与技术壁垒加深的现实,全球南方正由规则接受者转变为“场景供给者与制度试验者”,在多元应用与发展导向中为全球治理提供现实支撑,也在探索以发展为导向的治理路径,推动人工智能治理生态朝着更加公正、均衡和包容的形态演进。
第一,场景驱动的治理验证。人工智能合作已开始在全球南方防灾减灾和医疗卫生等直接关系民生安全的领域形成较为清晰、可核实的应用场景。以中国气象局在2025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发布的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妈祖(MAZU)”为例,其核心产品“MAZU‑Urban”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已向吉布提、蒙古国交付,并自2025年1月起在亚洲、非洲及大洋洲的35个国家和地区试用,成为面向发展中国家共享早期预警能力和防灾减灾经验的代表性案例。第31批援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在中几友好医院引入骨科AI辅助仪器、手术机器人等技术,并与当地医生共同探索适应本地条件的操作规范。这些案例表明,相关国家正围绕早期预警、远程筛查、辅助诊断和基层能力建设等具体场景,把人工智能逐步转化为能够服务公共治理和民生改善的现实工具。
第二,通过区域型开源模型建设探索治理路径。以新加坡AI Singapore推动的SEA‑LION计划为例,该系列模型面向缅甸语、菲律宾语、印尼语、马来语、泰米尔语、泰语、越南语等多种东南亚语言进行预训练与指令微调,旨在回应本地区长期面临的语言结构差异、语码转换与本地文化知识缺失等问题。在技术路径上,Qwen‑SEA‑LION‑v4由AISG主导、结合阿里巴巴Qwen基座完成区域化增强,降低通用大模型在区域语境中可能出现的理解偏差与文化失配风险。此外,通过轻量化与量化版本降低部署门槛,该模型得以在资源受限的终端环境中运行,为中小企业与公共部门提供成本更低的本地化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第三,推动产业赋能与治理议题联动。以巴西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围绕可持续发展与产业升级构建高价值应用场景。例如,中国与巴西成立中巴科技创新中心,聚焦能源领域前沿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探索传统能源清洁开发、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等关键技术发展路径。在农业领域,通过数据分析与智能调度优化大豆、咖啡等作物的全流程管理,提升供应链效率与国际竞争力。同时,借助金砖机制推动区域技术协同,分享人工智能在农业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应对等领域的实践经验,带动阿根廷、智利等拉美国家构建适配自身需求的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治理从单一技术应用走向“产业赋能+生态保护”的协同治理。
三、引领全球南方合作和共同现代化的中国力量
在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已成为世界大变局的重要标志,其在推动治理改革、维护安全稳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推进绿色转型及参与新兴领域规则塑造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但与此同时,全球南方仍面临内部协调不足、发展资源约束以及外部地缘政治压力等多重挑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坚持“扎根南方、心系南方、服务南方”的战略定位,将自身发展同全球南方紧密联结。从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地到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深化南南合作到分享现代化发展经验,中国日益成为凝聚南方共识、缓解发展赤字、推动共同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一)坚持南南合作,筑牢团结互信的合作根基
南南合作是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核心路径。中国通过顶层理念设计与多边机制构建,不仅有效化解了合作阻滞,更以平等互利为准则,推动全球南方将庞大的规模优势转化为实质性的“集体红利”。
第一,系统构建引领南方国家合作的理念体系,重塑国际发展议程。基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关切,中国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形成了支撑全球南方合作发展的理念体系,系统回应了全球南方国家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普遍诉求,与推动国际体系改革的呼声高度契合。特别是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将减贫、粮食安全、公共卫生等南方国家最紧迫的发展议题列为优先领域,已有100多个国家及联合国等多个国际组织参与其中,“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超过80个,为全球南方确立了“发展优先”的国际议程。
第二,打造高能级务实合作平台,推动合作机制化和实体化。中国牵头打造了中非合作论坛、中拉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等一系列多边合作平台,为深化南方国家双边与区域合作提供了稳定、高效的对话与实施渠道。以中非合作论坛为例,该机制已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7月发布的《中非关系:深化拓宽合作之路》 (Africa-China Linkages: Building Deeper and Broader Connections)报告指出,自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非贸易、投资实现跨越式发展,贸易额从2000年的106亿美元跃升至2024年的2956亿美元,增长近28倍,中国对非投资流量从2003年的0.8亿美元增长至2023年的39.6亿美元,且投资结构显著优化,从采矿业向制造业与技术转移转型。中国主导的合作平台已成为南方国家经济腾飞的助推器。
第三,强化公共产品供给和资源支持,填补全球南方关键领域资源缺口。中国积极承担大国责任,通过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为南方国家提供了灵活高效的资金支持,着力解决全球南方在公共卫生、应急援助等领域的短板。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国不仅在新冠疫情期间向众多南方国家提供疫苗援助与防疫物资支持,更注重“造血式”长效机制建设。中国在非洲、东南亚等地区援建了100多所医院和诊所,派遣医疗队员超2万人次,救治患者超1亿人次。2025年启动的“中国—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老挝血吸虫病消除项目,覆盖202个高风险村庄,直接惠及9.5万人,生动诠释了中国援助从“输血”向“综合治理”的升级。
(二)以中国式现代化赋能全球南方共同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全新路径选择和参照系。中国通过基础设施“硬联通”、产业技术“软联通”以及治国理政经验分享,助力南方国家充分释放自身潜能,走出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推动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共同现代化。
第一,突破路径依赖,提供独立自主的现代化范式。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证明,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立足本国国情探索差异化道路。这一“范式溢出效应”极大地提振了全球南方国家的战略自信。在减贫、农业转型等领域,中国经验正被广泛借鉴。例如,中国在非洲援建了24个农业示范中心,累计培训技术人员超10万人次,有效助力当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为解决南方国家最基础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第二,夯实基础设施硬件支撑,破解全球南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瓶颈。基础设施滞后是制约南方国家发展的重要瓶颈。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互联互通建设,不仅改善了南方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更带动了当地就业、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据相关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在非洲累计参与新建和改造铁路超1万公里、公路近10万公里、桥梁近千座、港口近百个、输变线路6.6万公里、骨干通讯网络15万公里。2024年,中国对共建国家直接投资509.9亿美元,同比增长22.9%。亚吉铁路、蒙内铁路、雅万高铁等标志性项目,不仅打通了南方国家的经济动脉,更通过产业集聚效应,为其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奠定了关键硬件基础。
第三,注入创新发展动能,引领全球南方绿色转型与数字红利共享。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通过技术转移、联合研发与人才培养,确保南方国家在绿色与数字时代不掉队。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国在15个非洲国家设立17个“鲁班工坊”,重点培养技术人才,不仅促进了当地人口红利的转化,也为工业化提供了智力支撑。在绿色发展领域,中国积极分享可再生能源技术,通过多个项目,帮助相关国家制定能源规划并建立技术示范点,中国已与42个发展中国家签署53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开展近百个减缓和适应项目,累计提供或动员资金超1770亿元人民币。这些举措不仅助力南方国家实现能源结构转型,更为其可持续发展注入内生动力。
(三)坚守公平正义,引领全球南方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倡导并实践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过多层次、多维度的举措推动国际公平正义的实现。
第一,坚定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结构性改革。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一员,中国旗帜鲜明地支持增加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倡导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决反对恃强凌弱、巧取豪夺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仅2024年,中国对外缔结的国家间、政府间和政府部门间的双边条约、协定及其他具有条约、协定性质的文件多达200项。同时,中国展现大国担当,联合国会费摊款比例从2000年的约1%提高至2025年的20.004%。
长期以来,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规则制定存在发达国家主导、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不足的问题。对此,中国在多边机制中持续努力:在联合国框架内,积极推动安理会改革进程,倡议成立“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将全球南方国家的关切纳入全球治理核心议程;在金融治理领域及G20框架下,中国不断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份额与投票权改革,积极参与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支持非盟正式加入G20,打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长期垄断全球经济治理的局面,使国际规则更加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增强了全球南方国家的话语权。
第二,推动“大金砖合作”等高能级南南合作平台高质量发展。自2024年金砖国家完成首次扩员,成员国从 5 国增至 11 国,人口约占全球的45%,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占全球份额约30%,已成为体量最大、代表性最强的全球南方多边合作平台。作为金砖国家创始成员国,中国始终是大金砖合作机制的积极建设者。在行动指引方面,中国提出“和平、创新、绿色、公正、人文”的“五个金砖”建设倡议,为全球治理变革提供兼具包容性与可行性的解决方案。在实践路径方面,中国以大金砖合作为支点,联动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等其他高能级南南合作平台,推动形成“平台联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合作网络,打造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让南南合作从单一的双边援助,升级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协同发展新格局,为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应对发展挑战、维护共同利益筑牢平台支撑。
中国通过引领金砖合作,不仅强化南方国家内部的协调联动,更推动形成具有凝聚力的“南方立场”。这一立场根植于发展中国家维护主权独立、谋求自主发展的共同愿景,既在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债务问题等全球性议题上发出了协调一致的声音,也为重塑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注入了具有凝聚力的南方力量,彰显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格局演变关键推动力的重要价值。
第三,积极参与新兴领域规则塑造,维护南方国家发展权益。中国始终以多边主义为导向,积极参与新兴领域国际规则的磋商与制定,同时坚定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通过务实举措与制度供给,维护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平等话语权与发展权益,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
在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立足自身发展经验,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全球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倡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等多份倡议,支持落实联合国《全球数字契约》(Global Digital Compact),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确保各国共享数字机遇,促进人工智能朝着向善普惠方向发展。在生物安全这一关乎人类共同福祉的新兴关键领域,中国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为核心法理基础,牵头制定《科学家生物安全行为准则天津指南》》 (Tianjin Biosecurity Guidelines for Codes of Conduct for Scientists),积极推动规则体系完善,同时聚焦南方国家能力短板,通过规则引领与务实合作并重,守护发展中国家在生物科技领域的平等发展权与安全自主权。在气候环境领域,中国积极参与并推动落实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The Kunming-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简称GBF),出资设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转型等领域的持续深化,中国将继续以南方国家利益为重要考量,在国际规则制定中注入更多发展中国家视角,用务实合作与坚定担当,守护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权益,共同书写全球新兴领域治理的共赢篇章。
结 语
不可否认,全球南方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提升全球产供链韧性、实现绿色转型与创新驱动发展以及深入参与人工智能治理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但也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例如,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方面,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理念分歧与愿景差异以及供需能力的错位等约束;在维护产供链稳定方面,南南合作的总体规模和合作深度仍然有限,且极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在绿色转型和创新发展方面,发展与脱碳之间的平衡难题、气候治理秩序的结构性缺陷、资金与技术的壁垒制约了转型能力,削弱了全球南方的集体行动效能;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各国还面临技术封锁与闭源生态强化的依附格局,以及规则排他与标准外溢、智能鸿沟与能力短板的挑战。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秩序正处于深度重组期,全球安全、发展、合作的议程和范式都面临调整。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应共同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地,将实现共同现代化作为核心目标,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积极参与新兴领域规则塑造,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和制度影响力,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关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