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重启人工智能对话：元首会晤校准竞合路线

作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中美双方围绕高端芯片的出口管制的对话谈判，其前后的进展和动向被各方高度关注。在会晤开始之前，英伟达（NVIDIA）CEO黄仁勋是否随访引起多轮热议。在特朗普访华团出发前夕，白宫最初公布的16人商界领袖名单中并无英伟达（NVIDIA）首席执行官黄仁勋。5月13日飞机于阿拉斯加经停加油的最后关头，黄仁勋戏剧性地“拎包登机”，被热议是“压哨踩点”随团访华。另据英伟达内部人士向《财新》等媒体披露，这一安排实则早在两天前开始准备，并非外界传闻的“临时起意”。此举也被视为美国借此向中国传递某种独特信号。

  随着会晤的举行，美国在芯片对华管制方面既“刻意”淡化芯片议题，又刻意暗示或存在转机。5月14日，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Jamieson Lee Greer）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芯片出口管制并非两国元首会晤的“主要议题”。而特朗普在5月15日晚登上空军一号返程前，对媒体的表态则更为直白。他先是称“没谈到”，随后改口承认会谈中“确实提到了芯片议题，因为中国需要它（H200）”，并直言中国正致力于自主研发。这种矛盾的口径反映出美国在维护技术领先优势与获取海外市场利益之间的矛盾心理，华盛顿渴望通过对华出口次高端芯片获取商业利润，同时忧虑中国通过系统优化抵消硬件代际差，从而实现对美高端芯片能力的实质性赶超。

  然而在本次元首会晤的背景下，事情正在起变化：

  一方面是“出”的变化，美国的对华芯片管制政策正在经历从“无限围堵”到“设限放行”。会晤期间，路透社披露，美国商务部已批准约10家中国企业采购英伟达H200芯片，名单涵盖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等互联网企业，以及联想、富士康等分销商和服务器相关企业。按照许可安排，每家获批客户最多可购买7.5万颗H200芯片，既可直接向英伟达采购，也可通过授权分销商购买。这一安排反映美国试图在保留高端芯片管制的同时，为美国企业保留商业利益，进行对华芯片有选择、有控制的开放，进行一种“设限放行”。按照今年1月美商务部工业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简称BIS）的出口新规，芯片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上缴美国政府且芯片需经过美国境内转运和测试环节，由此增加了中国对潜在篡改、后门植入等风险的担忧。在此背景下，美国会晤前后论及出口管制政策调整的口径，却将芯片交易落地归因于“中国是否愿意购买”，回避了美国许可条件、监管流程和安全审查对交易落地的影响，不免有倒果为因之嫌。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内部要求继续强化对华芯片管制的力量并未减弱。会晤前，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题为《对抗性蒸馏美国人工智能模型》的国家安全备忘录，指称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行为体正在通过“工业规模”的蒸馏方式复制美国前沿模型能力，并要求联邦机构与企业加强情报共享和防御措施。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也通过MATCH法案草案，试图推动盟友在半导体设备出口限制上与美国保持一致，进一步压缩中国获得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的空间。而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5月14日，Anthropic又以中美人工智能竞争为背景发布报告，强调先进芯片是训练前沿模型的关键资源，并警告中国实验室可能通过出口管制漏洞和大规模模型蒸馏，将模型能力追赶到只落后美国几个月。在会晤之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接受NBC采访时，虽然承认特朗普宣布可以放开部分芯片对华出口的事实，但旋即表示把芯片这种关乎美国领先优势的尖端技术，卖给一个拥有“逆向工程能力并直接超越”的国家是“愚蠢的”。综上所述，美国关于芯片对华管制的政策讨论，仍在“稳优势”和“防赶超”这种二元思维模式所主导。所谓“设限放行”并非对华技术政策转向缓和，而是因既不愿完全放弃中国市场、也不愿让中国获得足以缩小技术差距的稳定算力来源，所采取的折中方案。

  另一方面是“入”的变化，中美芯片博弈正面临新的形势，中国对芯片交易的态度与预期较为审慎。截至目前，尽管美国已批准相关采购，英伟达尚未向中国企业实际交付H200芯片。芯片交易尚未成行，这既有美国审批和许可执行的不确定性，也有中国的综合权衡。首先，接受附带高额抽成与单方测试的采购安排，等同于承认美国可以从中国算力建设中持续提取收益，更意味着接受了美国对关键硬件供应链规则的解释权。其次，在产业战略上，当前中国国产人工智能芯片正进入规模化拐点。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加速卡市场国产芯片出货量占比已突破41%，DeepSeek-V4大模型全面适配华为昇腾等八大国产芯片，中芯国际等晶圆代工厂先进制程产能也加速扩张，反映出中美芯片博弈进入新阶段。从中国视角来看，一方面，中国愿意就人工智能安全和供应链稳定问题展开对话合作；另一方面，中国不会接受以“有条件放行”替代公平准入，更不会将关键算力基础建立在不稳定、不可控、不安全的外部供应之上。

  对英伟达而言，H200许可是一项“有限利好”，却不是“确定突破”。据美《The Next Web》整理的财务数据，中国市场营收占比已从一度超过20%的高位收缩至约5%；公司在2026财年第一季度披露，仍有约25亿美元H20库存无法装运，第二季度还可能因H20相关管制承担约80亿美元损失。美国政府的批准为英伟达保留了重返中国芯片市场的可能，但订单能否落地，仍受制于美国许可条件、中国监管态度与中国买家采购意愿三重变量。UBS、Morgan Stanley等金融机构的市场分析师对此持审慎态度，认为在实际订单形成之前，不宜高估中国市场对英伟达短期收入的拉动。更深层次，英伟达真正面对的不是单纯的市场波动，未来其在中国市场的空间，将取决于能否在美国出口管制、中国安全关切和企业商业利益之间找到最低限度的平衡点。

  展望中美围绕高端芯片的谈判和博弈前景，芯片问题仍是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中最具现实牵引力，也最容易检验双方诚意的议题。在今年9月中国元首回访前乃至未来更长一段时间里，双方对此议题或均持审慎预期，不谋求实现一次性、整体性的管制松绑，而更可能围绕具体问题，展开分议题、分批次的技术性磋商。对美国而言，如何在维持技术领先、防止前沿算力外溢与维护市场利益间取得平衡，将持续牵动其对华芯片出口管制的政策节奏；对中国而言，能否在防范供应链安全风险、维护企业合理采购需求与加快国产算力体系建设之间形成稳妥安排，也将影响相关交易能否实际落地。

  此番表态可以是贝森特对两国人工智能博弈格局的大致判断。具体而言，美国仍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技术竞争对手；但与此同时，美国也首次公开承认，中国已经成为能够和美国“平分秋色”的对手，因而也必须被纳入美国的全球人工智能战略稳定框架。

  此次美国访华代表团中，贝森特既是牵头经济谈判的主要人物，也是参与拟议两国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的美方代表。由此，在会晤期间，贝森特被视为阐释美国人工智能立场的主要声口。一方面，这是基于特朗普政府内部人事调整。今年3月，特朗普政府人工智能与加密货币“沙皇”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因特殊政府雇员（SGE）130个工作日任期届满，转任白宫科技政策顾问委员会（PCAST）联席主席，在咨政顾问层面对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与新兴技术政策施加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对接轨道和推进逻辑的需要，在会晤前，两国经贸谈判团队已在负责对接人工智能议题。针对中美人工智能相关议题，贝森特在此前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时已有预告，将人工智能领域的一次“阶跃式”能力跃升描述为他亲眼看见的重大变化，并强调美国政府的任务是“在确保安全的同时允许企业继续创新”。

  对于两国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的立场，贝森特的表态可以归结为三个相互关联的逻辑层次。

  其一，强调维持美国领先地位的重要性。一方面，在谈判前，贝森特一再强调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美国之所以能够与中国讨论人工智能，正是因为“我们（美国）处于领先地位”，意图指涉美国是从强势地位出发划定规则，主动谈及人工智能不是示弱，而是对美国自身实力的彰显。在描述双方关系时，贝森特称中国“在人工智能上明显落后于我们，但中国有一个非常先进的人工智能产业”，也为美国在此后的谈判中保留了充足的灵活空间。另一方面，针对后续中美人工智能领域竞合态势，贝森特也为此基本定调，称美国维持对中国的人工智能领先地位“至关重要”，并表示这正是中国有意讨论护栏的原因所在。此外，贝森特还罕见地披露了美国国内人工智能生态的前沿动态。他告诉CNBC，他预计谷歌Gemini和OpenAI即将发布的大型语言模型将出现重大“阶跃式跃升”，并透露美国政府正在与这三家公司就发布计划进行磋商，进一步传递美国人工智能模型领先的信号。

  其二，将安全协议定位于防范非国家行为者，而非约束国家行为。贝森特明确表示，双方将建立的协议框架尤其着眼于“确保非国家行为者无法获取这些模型”，将中美双方围绕人工智能的对话焦点，从两国之间的直接军事竞争或技术情报博弈，转移到一个双方均能接受的共同威胁叙事上。两国共同治理的目标主要是恐怖组织、犯罪集团或流氓行为者利用前沿模型发动金融或网络攻击。据分析人士指出，贝森特最为关切的具体场景，正是“非国家、犯罪或恐怖组织”利用前沿AI能力扰乱金融体系。

  其三，将美国价值观嵌入全球人工智能规范。在接受路透社报道的采访中，贝森特进一步表示，美国将把“美国最佳实践、美国价值观”植入未来的人工智能发展方向，“然后向全世界推广”，呈现出一种更为宏观的规范竞争意图。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尚未定型之际，美国希望以主导者的姿态介入这一进程。在这个逻辑下，贝森特理解的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将不仅是两国围绕前沿模型安全等问题的协调机制，也将是一个具有外溢效应的治理模板，能够借此对欧盟等其他地区的人工智能监管进程产生影响。

  从斯坦福大学最新发布的《人工智能指数2026》来看，这场竞争已经进入了细分维度。在人才培养、专利、出版物、机器人技术和能源基础设施等方面，中国均处于领先。在前沿模型性能方面，两国差距正在不断缩小。截至2026年3月，美国顶尖模型在Arena基准测试中仅领先中国顶尖模型2.7%。在2025年，美国共发布了50个值得关注的AI模型，中国则为30个；绝对数量的差距小于人们通常的预期，而前沿性能的差距更是缩窄至个位数百分点。谷歌DeepMind CEO德米斯·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在2026年1月指出，中国领先的AI模型目前与顶级西方系统的差距“只是几个月”。他表示，虽然美国在基础创新方面仍保持领先，但深度求索（DeepSeek）、阿里巴巴、智谱AI等中国企业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通过快速工程化和具有成本效益的扩展来缩小性能差距。在投资方面，美国依旧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在人工智能私人投资上比中国多出约23倍，且这一差距还在扩大。

  总结来说，真正让美国担忧的早就不再是中国能否孵化下一个OpenAI，而是中国正在形成一种不同于硅谷的发展路径。美国近年来最大的震动之一，并非来自某一个中国模型本身，而是中国企业展现出的快速规模化（Scaling）能力。华盛顿内部越来越意识到，中国未必首先定义“最强模型”，但可能率先完成AI的大规模产业化与社会化部署。一方面，中国开源模型生态正在改变全球人工智能生态的依赖结构。在Hugging Face等平台上，中国模型以较低甚至近乎免费的成本提供较强性能。使全球开发者愈加青睐中国开放模型，构建应用、插件、微入更复杂、更专业、更制度化的阶段性版本和行业解决方案，使中国模型背后的技术框架、工具链和云服务也可能同步扩散。另一方面，美国无力通过政策工具压制其他国家对人工智能发展的个性需求。人工智能产业具有复杂的全球供应链，美国“长臂管辖”愈加乏力，即便出口管制生效，对美国来说也并非长久之计。布鲁金斯学会报告指出，对华出口管制只能在短期内限制中国获取先进算力，却也可能在中长期推动中国加速构建自主供应链。由此美国对华人工智能政策开始出现某种微妙变化，尝试推动对华人工智能竞争尽量稳定可控，不至于沦为无限消耗资源的军备竞赛。

  会晤召开前，《华尔街日报》、彭博社等国际权威媒体、智库纷纷披露中美两国将探讨构建人工智能官方对话渠道，“两个人工智能超级大国将开始对话”这一振奋人心的新闻表述为人工智能议题吸引了更多关注。就目前双方透露的信息来看，会晤前后中美双方虽就人工智能竞争和发展的原则性、规范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但具体达成成果和外界在会前预期之间存在落差。《时代》周刊评价，在会晤中，人工智能议题如同“房间里的大象”，更多以暗线而非主线的方式呈现，被融入地缘政治、经贸议题。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分析，在人工智能议题上，中美两国本次会晤的目标是寻求建立沟通渠道，由此规避一些现实竞争下的阻力。“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人工智能创新竞争激烈进行的当下，两国元首会晤开启了战略沟通的良好开端。但不可忽视的是，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具体议题上的分歧仍在、长期矛盾仍在复杂演进。由此，中美双方增进战略对话、拓宽合作领域，仍将基于现实的起点，应对现实的张力。

  总体来看，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并未改变两国人工智能竞合的基本面，却改变了切入这场竞合的管理和表述方式，从而进入一个更技术化、专业化、制度化的新阶段。人工智能已成为中美关系中战略分量最重的议题，也最难被单一政策工具处理。短期来看，中美开展全面人工智能合作的政治和技术条件尚不具备，但不意味着不存在推进务实合作、达成现实成果的广阔空间——正是在条件不具备的阶段，沟通本身的程序价值反而被放大。两国元首会晤所开启的工作层面接触、风险沟通框架与议程对接安排，将在9月之前中美元首在美国举行会晤前持续运行，并构成下一阶段中美高层人工智能对话的主线。中美两国有愿景、有动力勾画人工智能互利发展的“最优边界”，搭起管控竞争分歧的“安全护栏”，并在新的博弈格局下寻找新共识：

  一是着眼全球责任，重塑对话基础。中美关系是影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最重要双边关系，两国拥有全球最活跃的人工智能企业、最密集的基础模型研发活动、最关键的算力和产业链资源，也吸纳了全球人工智能投资和人才流动中的主要份额。中美企业推出的基础模型、芯片、云计算平台和应用生态，正在深度嵌入全球技术体系。也正因如此，中美人工智能关系不能简单理解为全面合作或全面对抗的二元情境。中美双方既在模型能力、芯片供应、标准制定和产业生态上激烈竞争，也面临强模型滥用、金融网络安全、关键基础设施脆弱性和全球技术扩散等共同风险。此次会晤没有改变中美人工智能竞争的基本面，但使人工智能从单纯产业竞争议题，上升为涉及双边战略稳定的重要议题，并被双方最高决策层亲自推进议程、校准底线。

  二是筑牢安全底线、防范系统风险。随着大模型、智能体、自主决策和自动化网络能力不断提升，技术能力扩散速度已明显快于规则形成速度。许多风险并不会在模型发布之初完全显现，而是在大规模部署、跨境调用和复杂场景嵌入后逐渐暴露。中美元首会晤前，关于前沿模型风险的问题已引起产业界、政策界的高度关注，Anthropic的Claude Mythos和OpenAI相关网络安全模型评测，引发美欧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对人工智能辅助网络攻击的高度警惕。人工智能模型正变得足够强大，足以构成严重的国家安全风险。此外，若前沿人工智能模型落入不法分子之手，或将助长这些非法主体发动网络攻击、攻击关键基础设施或研发生物武器。中美两国在防止恐怖组织、犯罪网络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利用人工智能发动攻击方面有着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由此，人工智能安全不仅是技术规范，更是关乎国家安全的现实议程，这也为双方启动“AI护栏”对话提供了现实背景和现实推力。

  三是拉长共识清单，推进务实对话。从公开成果看，人工智能并未成为此次元首会晤的独立主项，但也为后续双方工作团队对接推进，乃至今年9月双方元首第二次会晤保留了空间，也为外界长线追踪议题发展动向提供最大依据。

  会晤之后，如何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避免技术竞赛滑向危机，如何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同时保留开放创新空间，仍是中美乃至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必须处理的重要命题。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在竞争中构建合作通路、在博弈中预设风险护栏，符合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理性选择，也符合世界期待。

作者

张傲，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研究助理

于玥，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研究助理

栗子宜，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