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格局呈现多主体竞合、多议题叠加与多路径交织的复杂局面，碎片化特征显著。联合国作为其中最具潜力发挥中心和纽带作用的治理主体，正通过平台支撑、规范塑造和能力建设等方式打造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主渠道”，并已获得各类国际行为体在规范倡议和实践行动两个层面的积极响应。“主渠道”建设如火如荼，但仍面临内生性制约和外源性挑战。推动以联合国为“主渠道”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进程有利于形成广泛共识、弥合数字鸿沟、捍卫多边主义。中国应继续发挥理念倡导、行动示范和开源创新作用，支持联合国从优化自身机制、践行差异施策和协调多元主体等方面完善“主渠道”建设，共同谱写智能向善的未来图景。

​摘要：人造亲密关系带来的风险隐患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重要议题。基于“拟人化互动”这一关键概念，人造亲密关系的生成机制与具体风险隐患得以厘清。在此基础上，引入“可信 AI”理念，围绕人造亲密关系的治理原则与目标，对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出台的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及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先后颁布的相关法案加以剖析，可以总结出两国相关治理路径的差异。美国治理偏向“个人理性选择下的程序防御”，其将 AI预设为价值中立的工具，认为人造亲密关系的尺度、形态与走向应由用户自主决定并承担相应后果，法律干预仅用于防范自杀、自残等极端情况；我国治理更偏向“现实社会关系 / 价值嵌入下的积极规制”，承认用户在人造亲密关系中的脆弱性，强调 AI 设计的价值注入，更将人造亲密关系风险纳入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价值体系，力图用制度性力量赋以全方位保护。

摘要：共享开放的人工智能公共语料库有助于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普惠，被视为塑造未来数字竞争力的新型战略资源。当前，我国人工智能公共语料库建设、共享与开放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在实践中面临诸多困境与挑战。以我国地方政府实践为研究样本，采用案例研究方法，系统探索我国人工智能公共语料库建设、共享与开放的发展现状、现实困境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当前我国人工智能公共语料库的建设共享开放主要面临不懂不愿不能不敢四方面的困境，其成因分别为认知不足与概念混乱、动力不足与激励缺乏、能力短板与协作障碍、安全风险与合规顾虑，并形成一条认知-动力-能力-责任的因果递进关系，最终产生锁定效应。基于以上研究发现，建议从理念认知提升、激励机制创新、技术能力投入、安全合规保障等方面多管齐下，推动人工智能公共语料库的高质量建设、高效共享与有序开放。

摘要：在人工智能快速迭代发展的时代背景下，AI公共语料库已成为驱动智能涌现、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基建。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于传统语料库建设或结构化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对适配AI模型训练需求的公共语料库的概念及其治理关注不足。为此，研究系统构建了AI公共语料库的概念内涵与就绪框架。首先，界定了AI公共语料库的技术性内涵，厘清其与相关概念的关联和差异，进而从本体属性、权利属性、价值属性三个维度解析其公共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技术性就绪-公共性就绪双主线就绪框架。其中，技术性就绪涵盖可发现性、可访问性、可用性、可训练性与可信性五个核心要素，聚焦语料质量与技术适配性；公共性就绪包括公开性、普惠性、共创性与正当性四个关键维度，强调语料的公平供给与公共价值。此外，研究还探讨了提升AI公共语料库就绪度的实践路径。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智能时代背景下公共语料资源的理论认知，为我国构建AI就绪、公平可及、内容向善的公共语料基础设施提供实践参考。

摘要：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出明显的非理性与突变性特征。从国际政治心理学视角构建“认知—情绪—决策”链条模型，可揭示领导人心理机制在政策生成中的关键影响。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偏好源于其独特的认知结构，在国内外压力持续累积的情境下，既有认知偏差被情绪化反应进一步驱动，并在行政体系的决策流程中获得强化，最终外化为贸易战、科技战等高烈度、高风险政策。这一链条表明，特朗普时期对华政策的激进化并非仅源于结构性竞争，也是在领导人心理机制深度介入下形成的合力。理解特朗普对华认知与情绪的轨迹，是洞察当代美国政治心理裂隙的重要入口，而把握这一心理机制如何被转译为国家政策，则是研判中美未来如何走向理性竞争、有效管控危机乃至重建合作的关键。

摘要：虚拟资产规模的扩张以及形态的演进，对既有税收法律体系的结构及其适用方式构成了挑战。对虚拟资产实施税法规制的论证，必须超越技术层面的表象，从经济属性、法律定位以及征管可行性三个维度剖析其可税性。在规范层面，可将量能平等负担原则与税收中性原则作为分析的理论框架。虚拟资产所体现的应税支付能力，取决于其向现实经济利益转化的能力，故而有必要穿透交易结构，识别其所实现的实际经济收益。在全球监管标准尚未统一、涉税信息获取存在困难以及定性与估值规则不明确的背景下，单纯依赖形式化界定或单边措施难以构建稳定的规则体系。因此，可考虑将虚拟资产税收规则与一般反避税制度纳入统一框架进行协调。通过构建以功能属性为核心的连续谱分类体系、完善跨境涉税信息共享机制，运用区块链技术辅助税源识别，并结合跨税种的实质审查机制，有助于增强规则的可预期性与执行的可行性，并在风险防控与税收管辖之间建立制度关联。

在人工智能快速扩散与新兴技术日趋政治化的双重背景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日益受到大国战略竞争的塑造。本文分析了美国、中国与欧盟之间围绕人工智能治理正在形成的三方竞争态势，并认为这一竞争正通过技术对抗、制度竞争与规范争夺的融合，深刻重塑全球秩序。文章比较了三种治理范式——美国的“创新优先”模式、中国以主权为中心的国家主导型模式，以及欧盟基于规则、权利导向型模式——并追溯了它们在四个关键场域的碰撞，即技术霸权、全球规则制定与标准、全球南方市场与基础设施，以及军事人工智能领域。本文表明，这一竞争正在加速数字世界的碎片化（“分裂网”），增加制度重复与合规成本，削弱共享的创新公域，并加剧系统性与安全风险。文章最后提出“受控竞争”的构想：即有界限的竞争，辅以最低限度的合作护栏和可互操作的框架，以遏制人工智能领域的共同风险。

摘要：人工智能(AI)作为一种具有赋能与颠覆双重效应的技术,正在重塑大国竞争范式,并对“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假说构成挑战。在赋能层面,人工智能通过增强军事、经济和战略治理能力,强化传统权力政治逻辑,加剧大国在技术资源、标准制度和叙事认知方面的结构性权力竞争。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颠覆性效应体现在模糊战争边界、提升非国家行为体作用、加深经济和安全领域的相互依赖程度,并促进跨国技术社群的协作,从而形成抑制大国冲突的经济共生、安全共生和社群共生等机制。案例分析表明,人工智能时代的中美竞争既体现了传统权力转移的张力,又因产业链互嵌、共同风险和技术社群的缓冲作用而难以走向单纯对抗。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的大国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修昔底德陷阱”的线性冲突逻辑,呈现出竞争与依存交织的“共生性竞争”新范式。在此背景下,中国须主动塑造良性竞合生态,通过提升自主技术能力、参与全球治理和深化国际协作,在互嵌格局中积累可持续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