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政治学是政治学主动响应数字中国建设战略的学科自觉，其方法论创新主要体现在：新方法论的引入、工程能力和工程思维的构建以及传统政治学方法的再创新。计算政治学不仅强调“用计算赋能政治”，而且注重“用政治引领计算”。在议题拓展上，计算政治学需要围绕数字主权、数字国家、数字治理等领域展开深入探索。未来，计算政治学需要进一步形成紧密的学科共同体，促进学科内生建设和外部交流有机结合，推动学科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关键词：计算政治学；政治学学科；方法论创新；共同体建设作者：高奇琦，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来源：《计算政治学的方法论创新、议题拓展与共同体建设》，载《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6年第1期（高奇琦）。发表日期：2026/1/20原文：

当前产业界正在通过媒介构建起对超级智能的畅想，逐步深化了媒介化叙事。有些学者指出超级智能是新话术或者娱乐化趋势表现，他们看到了与超级智能相关的媒介化叙事具有的潜在危害。但纠缠于这种看法会把超级智能问题的讨论引入歧途，忽视超级智能的存在论意义。目前人工智能的存在论意义早已被多数学者承认。从连续论观点看，超级智能作为人工智能的未来阶段，其存在论意义需要被进一步呈现。笔者提出的超级智能功能解释承认了ASI具有破解存在论难题的可能性，这也意味着超级智能的意义指向是超经验问题。关键词：超级智能；存在论难题；人工智能；超级人工智能作者：杨庆峰，复旦大学科技伦理与人类未来研究院教授来源：《超级智能与存在论难题的破解》，载《阅江学刊》2026年第1期（杨庆峰）。发表日期：2026/1/9原文：超级智能与存在论难题的破解.pdf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结构出现显著变化，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不断加重，全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特朗普2.0”时代的美国，奉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大搞“脱钩断链”和“退群外交”，大肆破坏国际关系基本原则，严重冲击了既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根基，更动摇了当前国际秩序的基础。在国际体系的危机时刻，时代呼唤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制度、方案，历史要求各大国以务实行动勇担大国责任。2025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有力地回应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了新的中国智慧。如何理解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意义，如何理解和阐述新时代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全球性价值和世界性意义？本刊邀请七位长期深耕于全球治理领域的学者，围绕“全球治理倡议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一主题，分别从不同侧面展开了深入分析，以期推动学界对全球治理倡议历史背景、时代意义、落实举措等议题的持续研究，助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新成就。其中，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执行主任陈志敏围绕全球人工智能治

西方政党的组织化是在选举政治发展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在智能革命的影响下，西方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如果仅仅将政党的核心功能限定为选举，那么西方政党衰落便是不争的事实。智能革命带来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同时人工智能也会产生极强的替代效应。如何保障新失业群体的生活并填充其获得的大量自由时间，会成为重要政治议题。这两个问题的有效解决都需要重新回到政党。政党的治理功能会变得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极为强调政党的社会治理功能。在应对未来智能革命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方式会成为世界性的领先方式。关键词：智能革命；西方选举政治；未来政党发展；政党政治作者：高奇琦，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来源：《从选举到治理：智能革命视域下的西方政党政治发展》，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5年第6期（高奇琦）。发表日期：2026/1/4

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拉丁美洲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技术依附与地缘政治压力。随着美、中、欧等主要技术力量围绕人工智能展开激烈博弈，技术体系、规则标准与产业生态的竞争不断外溢至发展中国家，拉美国家的战略自主空间受到显著挤压。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创新的多元对冲分析框架，系统解释拉美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复合型战略行为。本研究认为，拉美国家并非被动接受全球技术秩序，而是通过一种由内外动因驱动且在技术、制度和联盟三个维度上协同推进的精细化战略，主动在大国竞争夹缝中寻求有限但关键的自主空间。本文以巴西、智利等拉美国家及区域合作实践为分析对象，深入探析拉美国家实施多元对冲的战略动因，进一步论证拉美多元对冲的战略逻辑与实践效能，并揭示其面临的结构性挑战。本文将国际关系中的对冲理论引于人工智能这一高科技领域，并在此基础上拓展其“多元”分析维度，强调对冲对象与战略工具的多重组合，为理解后发国家在全球技术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选择提供了新的视角。在现实意义方面，有助于深化对拉美国家人工智能战略路径的理解，并为全球南方其他发展中国家制定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战略提供有益借鉴。关键词：拉美；人工智能；多元对冲

在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加速推进军事人工智能建设，且北约人工智能战略等举措塑造全新竞争格局的背景下，本研究探讨了一个关键但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问题：第三方国家是否能在军事人工智能时代实现战略自主，其行为又如何重塑战略稳定？本研究采用定性案例分析法，运用以“技术基础能力”与“战略定位选择”为核心的二维分析框架，对多个非直接参与大国竞争的第三方国家的战略决策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军事人工智能的四大特征重塑了这些国家的战略选择：其一，人工智能技术的通用性降低了各领域的应用门槛；其二，其军民两用性拓展了技术获取渠道；其三，低边际成本推动能力快速扩散；其四，数据依赖性使本土数据集成为重要的战略资产。这些特征共同影响了传统大国的技术垄断地位。基于上述特征，第三方国家正形成五种行为模式：以日本、澳大利亚为代表的美国盟友通过联合研发与数据共享构建相互依赖关系；以巴基斯坦、阿联酋为代表的技术受让国利用人工智能通用性实现技术本土化；以新加坡、印度为代表的对冲型国家通过灵活采购软件层服务实现多元化布局；以荷兰、韩国为代表的关键节点掌控国凭借供应链核心环节提升影响力；以法国为代表的自主研发国则追求战略独立。

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理解存在着一种观点，即把狭义人工智能、通用智能和超级智能看作一个连续过程。但实际上，人工智能发展过程并非完全连续，而是如同有裂缝但又未完全裂开的岩石，对此需要揭示其内部断裂。通过工具与主体、知识与存在、个体性与集体性以及综合性等多重角度，能够洞察其内部断裂，并可概括为三种类型：技术断裂、哲学断裂以及存在论断裂。技术断裂即人工智能从工具到智能体的变革；哲学断裂即超级智能体成为知识主体；存在论断裂即作为生存论问题的导致因呈现“存在的升级”与“存在的飞跃”。超级智能作为新的能动体和他者，使这些断裂充分展现了出来。

摘要：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并深度嵌入社会结构的背景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呈现出多主体参与、跨层级协作的新格局。以国际组织、国家主体、科技企业与公众4类关键治理行为体为分析主线，梳理其在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角色演变与互动机制。通过对制度规则互动、资源协作互动与公共空间互动 3 种主要关系类型的系统归纳，形成“规则—能力—认知”闭环，揭示多元主体在标准制定、能力组织与社会反馈等治理环节中的协同路径与结构特征。不同主体在互动过程中不断推动人工智能治理从单边规制向协商共治演进，逐步形成一个具备网络特征与适应能力的多元参与治理体系。这有助于深化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行为体关系结构与互动逻辑的理解，为构建更具包容性和有效性的治理架构提供基础性支撑。关键词：人工智能治理；多元主体；制度规则；资源协作；公共空间作者：姚旭，男，博士，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和数据治理 朱政宇，男，学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和数字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