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关键阶段，金融高水平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支撑，法治作为基础性制度力量，其保障作用愈发关键。金融高水平开放亟需透明稳定可预期的法律体系、完善的跨境金融交易与监管法律制度，以及法治化的风险防控机制，以提升金融治理现代化水平。当前我国金融立法系统性不足、监管协调不畅、风险处置法治手段欠缺、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话语权偏弱等问题突出。对此，需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推进金融立法整体化建设，构建适配高水平开放的涉外金融法治体系，强化金融安全法治保障，提升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法治能力，为金融高质量开放筑牢制度根基。

摘要：新兴技术凭借基础性、架构性、程序性和渗透性四大特质，逐渐演变为重塑全球安全治理的结构性力量。这种力量并非以外在冲击的方式显现，而是通过治理工具、治理对象和治理环境中的多重嵌入，逐步改变治理体系的运行方式，使技术成为制度结构的一部分。当结构性力量积累到足够程度，便在治理逻辑、治理权威与治理秩序三个维度上引发系统性变迁，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从以主权与领土为中心的单域体系，转向跨域、多层、拼贴式的新型治理结构。

摘要：随着大模型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全球网络空间正经历深层次结构性转型。网络空间不再是仅以人类为主体的信息交互环境，而是日益演变为由人类与人工智能共同参与、由算法驱动并持续生成行动的“全球智能行动域”。这一转型从存在性、时间性与权力性三个层面重构网络空间的本体结构：行动由外部输入转为系统内生，时间由可回溯事件序列转为持续演化过程，权力由入口控制转为嵌入模型与技术生态的生成机制。这些变化使以主体可识别、行为可归责、规则可预期为前提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面临系统性挑战，在管辖权适用、规则供给与治理执行等方面遭受结构性冲击。生成式治理强调治理应从事后规制转向事前塑形，从规制已经发生的行为转向引导行动生成机制，并重构多节点参与、协同生成的治理结构。生成式治理为理解和推动人工智能时代网络空间治理转型提供了新视角。

​摘要：关键矿产供应链重塑已成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重振制造业、维护国家安全、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抓手。然而，关键矿产政策议程同环境、安全、外交等领域的深度互嵌，使得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在上述领域政策的差异，直接投射在两者在关键矿产领域，形成截然不同的政策议程、目标指向、合作路径。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开启以来，以构建“能源主导地位”为目标，通过本国、双边、多边政策手段推动美国关键矿产战略重塑。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一系列关键矿产政策重塑将导致全球关键矿产产业链动荡加剧、地缘阵营化加速、技术竞争白热化，但受制于产业基础、开发成本及国际阻力等因素，其政策成效也必将明显受限。

摘要：随着各种“聪明药”、脑机接口和光遗传等技术的发展，科学家实现了对记忆的精准调控，正在利用不同的技术手段实现着记忆力增强、记忆内容修改和记忆行为控制等三个方面的记忆实践活动。这些记忆实践活动对记忆本质理解和分类形成了挑战。事实上，目前对记忆的理解受记忆附属论的限制，记忆被看作是附属于知觉的行为，记忆增强始终被放置在认知增强之中。理解和应对这一挑战需要改变记忆观念。从生命状态出发是一个可能的路径：记忆被划分为干记和湿记忆这两种类型。这种划分有望克服记忆附属论。

摘要：稳定币作为连接传统金融与去中心化金融的关键纽带，因尝试融合加密货币的去中心化、无边界特质与传统法币的稳定性而具有内在的矛盾属性，在带来金融创新机遇的同时引发监管挑战。从比较法视角看，美国实施联邦与州双轨制监管模式，欧盟采取统一立法行动，中国香港则探索沙盒立法的平衡策略。国际社会已形成同质同监管、功能穿透和多边协同等共识，同时存在公权力与私权力、私权力与私权利以及公权力之间的监管冲突与博弈。鉴于现有监管制度的不匹配性，有必要构建功能监管与主体监管相结合，回归实体经济的发展路径以及强化透明度与合规技术应用的治理框架。通过先制定低层级规范、实施功能性穿透监管和开展跨境风险备案等近期措施，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稳定币风险防控体系，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实现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的平衡，推动稳定币在合规框架下实现健康有序发展。

摘要：计算政治学是政治学主动响应数字中国建设战略的学科自觉，其方法论创新主要体现在：新方法论的引入、工程能力和工程思维的构建以及传统政治学方法的再创新。计算政治学不仅强调“用计算赋能政治”，而且注重“用政治引领计算”。在议题拓展上，计算政治学需要围绕数字主权、数字国家、数字治理等领域展开深入探索。未来，计算政治学需要进一步形成紧密的学科共同体，促进学科内生建设和外部交流有机结合，推动学科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摘要：当前产业界正在通过媒介构建起对超级智能的畅想，逐步深化了媒介化叙事。有些学者指出超级智能是新话术或者娱乐化趋势表现，他们看到了与超级智能相关的媒介化叙事具有的潜在危害。但纠缠于这种看法会把超级智能问题的讨论引入歧途，忽视超级智能的存在论意义。目前人工智能的存在论意义早已被多数学者承认。从连续论观点看，超级智能作为人工智能的未来阶段，其存在论意义需要被进一步呈现。笔者提出的超级智能功能解释承认了ASI具有破解存在论难题的可能性，这也意味着超级智能的意义指向是超经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