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摘要过去一年，全球AI治理虽取得积极进展，但西方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在风险关注上的差异阻碍了合作。要构建平衡、包容、前瞻的治理体系，应关注四个方面：一是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对短期与长期AI发展及其风险的认知；二是促进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三是鼓励全球南方国家探索自主大模型技术；四是将风险缓解措施与发展诉求相结合，在全球AI治理框架下弥合全球南方国家与先进AI国家之间的差距。访谈对象简介桑迪普·瓦斯雷卡（SundeepWaslekar），印度战略远见集团总裁访谈整理姜珺吉，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研究助理访谈正文我们认为，在过去一年中，全球AI治理领域发生了以下关键事件：一是《人工智能与人权、民主与法治框架公约》（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Human Rights,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于2024年9月5日向各国开放签署；二是加拿大、韩国和印度分别成立了AI安全研究所，目前全球约有12家此类研究所；2024年11月21日，国际AI安全研究所网络启动；三是2025年1月，由约书亚·本吉奥（YoshuaBengio）牵头的

访谈摘要全球AI治理正从原则制定迈向监管实施，但仍存在碎片化问题。当下进入“规则更明确、模式更分化”的监管多元化阶段，联合国应在规范制定和协调召集中发挥核心作用，确保AI治理与更广泛的人类发展目标保持一致。问责、主权和互操作性是关键议题，而能力、话语权和获取渠道的不对称性则是最大挑战。各国不应执着于“一刀切”的全球框架，而应聚焦模型滥用、安全故障和系统性偏见等共同风险，推动务实协调，并接纳监管多样性的现实。访谈对象简介越南外交学院外交政策与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吴迪兰（Ngo Di Lan）访谈整理姜珺吉，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研究助理访谈正文过去一年，在地缘政治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全球AI治理已从原则制定迈向监管实施。在我看来，一些关键里程碑包括：首先，欧盟AI法案于2024年7月获得通过并自8月起生效，已成为全球最全面的AI法规。其基于风险的监管模式、对特定AI用途的禁令，以及早期合规激励措施，塑造了全球监管趋势。紧随其后的是《人工智能与人权、民主与法治框架公约》，这是首份具有约束力的关于AI与人权的国际条约。两者共同使欧洲成为规范制定的先行者。其次，全球性论坛也反映出各方治理理念的

人工智能时代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发展不平等，而当前 AI 治理的讨论尚未充分体现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对此，应以中低技术作为社会创新的支点，中国和印度的数字化转型倡议将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关键。此外，需要警惕新型垄断的出现。“全球多数”需团结一致，推动制定非歧视性的共同规则与标准；全球南方国家还需建设自主数据中心，并联合推进务实高效的国际合作项目。最后，阿联酋、中国、印度等国可以协力打造从业者社区和全球南方AI研究所，推动多语种模型研发与应用。

访谈介绍日前，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新趋势：以“上海宣言”为起点的观察》中英双语版本报告。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复杂局面，聆听更加多元化、跨领域、跨国家的声音，项目组采访了来自全球十余个国家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权威专家和相关从业者，受访者不仅来自经济和技术发达的“全球北方”国家，也有来自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南方”代表。我们将陆续节选报告中的访谈内容，呈现来自全球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专家如何看待人工智能治理的现状与前景，以飨读者。访谈摘要自2022年ChatGPT发布以来，AI发展迅速。欧盟《AI法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准备度评估方法以及经合组织AI原则等文件共同塑造了AI全球治理框架。当前全球AI治理面临的关键挑战是人才短缺与数字鸿沟，以及各国对AI红利的竞争，全球南方国家尤其受制于基础设施与人才留存不足。未来需要在创新、风险缓解和包容性之间求取平衡，并依托国际协作构建可互操作、基于证据的治理框架。访谈对象简介法赫米·伊斯拉米（Fahmi Islami）印度尼西亚曼达拉（Mandala）咨询首席顾问凯瑟琳·萨利姆（Catherine S

访谈摘要当下AI正从技术突破迈向应用扩张，但治理路径与话语仍显滞后。AI治理可从两个维度把握：一是能力治理，痛点在于贸易、政策与技术获取壁垒不断抬升；二是主体治理，难点在于跨国、跨体制之间如何识别共同挑战并建立可执行机制。各国期望AI系统体现本国价值，凸显数据与数字主权诉求，但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全球碎片化。展望未来，不同国家、不同情境需要差异化的治理路径，部分领域需要硬性法规，另一些领域则更适合以灵活标准应对。访谈对象陆凯（Karman Lucero），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访谈正文在过去的一年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复杂阶段。巴黎人工智能峰会作为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表明我们正走向一个AI技术进步并进入应用的时期，但治理路径和治理语言还没有真正跟上技术演进的速度，尤其在全球层面。包括美国副总统JD Vance在内的许多参与者都高度重视创新，并将其描述为与多种形式的监管相对的关系。即使讨论真得聚焦于监管或治理，它们也往往未能真正顾及第三方的利益诉求。结果，许多对话缺乏融合，难以围绕具有可行性的共同主题展开。这可以归因于多种因素，包括最近的技术进步、不断变化的国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