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稳定币作为连接传统金融与去中心化金融的关键纽带，因尝试融合加密货币的去中心化、无边界特质与传统法币的稳定性而具有内在的矛盾属性，在带来金融创新机遇的同时引发监管挑战。从比较法视角看，美国实施联邦与州双轨制监管模式，欧盟采取统一立法行动，中国香港则探索沙盒立法的平衡策略。国际社会已形成同质同监管、功能穿透和多边协同等共识，同时存在公权力与私权力、私权力与私权利以及公权力之间的监管冲突与博弈。鉴于现有监管制度的不匹配性，有必要构建功能监管与主体监管相结合，回归实体经济的发展路径以及强化透明度与合规技术应用的治理框架。通过先制定低层级规范、实施功能性穿透监管和开展跨境风险备案等近期措施，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稳定币风险防控体系，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实现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的平衡，推动稳定币在合规框架下实现健康有序发展。

摘要：计算政治学是政治学主动响应数字中国建设战略的学科自觉，其方法论创新主要体现在：新方法论的引入、工程能力和工程思维的构建以及传统政治学方法的再创新。计算政治学不仅强调“用计算赋能政治”，而且注重“用政治引领计算”。在议题拓展上，计算政治学需要围绕数字主权、数字国家、数字治理等领域展开深入探索。未来，计算政治学需要进一步形成紧密的学科共同体，促进学科内生建设和外部交流有机结合，推动学科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摘要：当前产业界正在通过媒介构建起对超级智能的畅想，逐步深化了媒介化叙事。有些学者指出超级智能是新话术或者娱乐化趋势表现，他们看到了与超级智能相关的媒介化叙事具有的潜在危害。但纠缠于这种看法会把超级智能问题的讨论引入歧途，忽视超级智能的存在论意义。目前人工智能的存在论意义早已被多数学者承认。从连续论观点看，超级智能作为人工智能的未来阶段，其存在论意义需要被进一步呈现。笔者提出的超级智能功能解释承认了ASI具有破解存在论难题的可能性，这也意味着超级智能的意义指向是超经验问题。

​摘要：西方政党的组织化是在选举政治发展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在智能革命的影响下，西方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如果仅仅将政党的核心功能限定为选举，那么西方政党衰落便是不争的事实。智能革命带来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同时人工智能也会产生极强的替代效应。如何保障新失业群体的生活并填充其获得的大量自由时间，会成为重要政治议题。这两个问题的有效解决都需要重新回到政党。政党的治理功能会变得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极为强调政党的社会治理功能。在应对未来智能革命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方式会成为世界性的领先方式。

摘要：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拉丁美洲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技术依附与地缘政治压力。随着美、中、欧等主要技术力量围绕人工智能展开激烈博弈，技术体系、规则标准与产业生态的竞争不断外溢至发展中国家，拉美国家的战略自主空间受到显著挤压。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创新的多元对冲分析框架，系统解释拉美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复合型战略行为。本研究认为，拉美国家并非被动接受全球技术秩序，而是通过一种由内外动因驱动且在技术、制度和联盟三个维度上协同推进的精细化战略，主动在大国竞争夹缝中寻求有限但关键的自主空间。本文以巴西、智利等拉美国家及区域合作实践为分析对象，深入探析拉美国家实施多元对冲的战略动因，进一步论证拉美多元对冲的战略逻辑与实践效能，并揭示其面临的结构性挑战。本文将国际关系中的对冲理论引于人工智能这一高科技领域，并在此基础上拓展其“多元”分析维度，强调对冲对象与战略工具的多重组合，为理解后发国家在全球技术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选择提供了新的视角。在现实意义方面，有助于深化对拉美国家人工智能战略路径的理解，并为全球南方其他发展中国家制定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战略提供有益借鉴。

摘要：在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加速推进军事人工智能建设，且北约人工智能战略等举措塑造全新竞争格局的背景下，本研究探讨了一个关键但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问题：第三方国家是否能在军事人工智能时代实现战略自主，其行为又如何重塑战略稳定？本研究采用定性案例分析法，运用以“技术基础能力”与“战略定位选择”为核心的二维分析框架，对多个非直接参与大国竞争的第三方国家的战略决策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军事人工智能的四大特征重塑了这些国家的战略选择：其一，人工智能技术的通用性降低了各领域的应用门槛；其二，其军民两用性拓展了技术获取渠道；其三，低边际成本推动能力快速扩散；其四，数据依赖性使本土数据集成为重要的战略资产。这些特征共同影响了传统大国的技术垄断地位。基于上述特征，第三方国家正形成五种行为模式：以日本、澳大利亚为代表的美国盟友通过联合研发与数据共享构建相互依赖关系；以巴基斯坦、阿联酋为代表的技术受让国利用人工智能通用性实现技术本土化；以新加坡、印度为代表的对冲型国家通过灵活采购软件层服务实现多元化布局；以荷兰、韩国为代表的关键节点掌控国凭借供应链核心环节提升影响力；以法国为代表的自主研发国则追求战略独立

摘要：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并深度嵌入社会结构的背景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呈现出多主体参与、跨层级协作的新格局。以国际组织、国家主体、科技企业与公众4类关键治理行为体为分析主线，梳理其在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角色演变与互动机制。通过对制度规则互动、资源协作互动与公共空间互动 3 种主要关系类型的系统归纳，形成“规则—能力—认知”闭环，揭示多元主体在标准制定、能力组织与社会反馈等治理环节中的协同路径与结构特征。不同主体在互动过程中不断推动人工智能治理从单边规制向协商共治演进，逐步形成一个具备网络特征与适应能力的多元参与治理体系。这有助于深化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行为体关系结构与互动逻辑的理解，为构建更具包容性和有效性的治理架构提供基础性支撑。

摘要：站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交汇点上，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正在推动司法文明发生范式转变。面对司法智能化转型的趋势，我们需要在价值层面守住法治底线，避免“技术理性”侵蚀人文关怀的根基，并共同探索实现数字正义的路径。基于此，《探索与自由观点》编辑部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联合举办圆桌会议，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围绕数字司法格局、智能化实践探索以及司法价值坚守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傅郁林教授指出，“AI法官”是将人工智能技术用于司法活动的终极形态。就目前而言，人工智能的发展水平仍不足以达到承担核心司法职能所需要的法律专业化程度，但在理论上仍具备技术可行性。王福华教授认为，数字正义应通过纠正数字不公、修复数字侵权、平衡技术权力、实现程序正义、促进数字包容等方式来实现。唐力教授强调，应从伦理标准、对“人机关系”的定位、应用范围划定以及强化技术安全保障等方面采取具体措施，以明确AI司法应用的边界与限制。许多奇教授认为，在处理金融案件的过程中，需要同步清除制度性障碍，例如跨领域协作不足、权责划分不清以及应用标准不统一等。同时，也要打通数据壁垒，精准适配算法，并建立更强的安全机制。张兴美教授指出，